近日两组数据,11月份中国70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7.7%,两轮政府调控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气贯如虹,而另一组是中国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已经跃居全球第三,这两组看似没有联系的数字告诉我们怎样一个事实呢?
12月2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万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 。
收入分配并非是近年来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主因。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的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经济不仅经历着市场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再分配,还经历着房地产所带来的第三次财富分配。房地产产生的财富再分配和转移远远大过工资性收入的积累,而由财富效应所带来的房价上涨动力也绝不亚于刚需的推动力。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任何商品价格的变动都会带来社会利益(或财富)结构的调整。原因在于价格涨跌的财富效应只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只是起着财富转移作用,这种财富转移必然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价格上涨卖者受益买者受损,价格下跌买者受益卖者受损)。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消费结构具有有效需求的过度集中、需求强度与购买力层次明显脱节的特殊性,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这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如何避免这种财富分配失衡的“马太效应”不断激化,发达国家主要是依赖税收对财富分配的纠偏机制。在发达国家,遗产税、不动产税、固定资产税等对财富分配的调节税收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在享受资本利得的同时需要付出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财产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9%;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为5%-7%。而中国财产税类比重偏低,特别是对有产体的财产征税显得有很大的不足,基本无法实现税负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作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开征房产税的同时,包括遗产税、赠予税等在内的财产税体系也需要逐步成熟,完善起来,让它们在扭转财富分配失衡方面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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