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征程中，也许我们只能无限趋近而永远不可能达到“水至清”的理想境界，换言之，我们只能致力达到社会整体公平与个体绝对公平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不该由于一项政策在实操上的人为错漏而因噎废食、一废了之，必须尽可能通过加强监管、精细化管理，孜孜不舍地趋向整体公平与福祉。
作为广州市2015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11日起至25日，由市住房保障办起草的《关于加强户籍家庭住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公众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户籍家庭住房保障覆盖面，将户籍家庭住房保障收入线准入标准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元调整至2944元。
根据这一意见，从2015年起，广州市事实上已经开始调整现有的住房保障思路，即：将户籍住房保障对象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动向。
从历史教训来看，尽可能减少保障住房的分层和种类，确属一个无奈的选择。如果不健忘，大家一定还记得“经济适用房”这种东西，这是一个曾经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却备受争议的保障性住房种类。按照制度设计的原意，它是一个照顾“夹心层”的承上启下性质的保障层次，也就是帮助那些家庭收入高于廉租房、公租房申请标准，但是经济上又完全无力购买商品房的家庭——甚至于，包括广州在内前些年还推出过“限价房”，其定位更是精准到收入稍高于申购经适房者的水平。这一类设计体现出了决策者的善意，也体现了“精细化管理”的科学精神。只可惜，在权力寻租和粗放式执行的双重影响下，经适房也好、限价房也罢，一些城市出现了弄虚作假、偷梁换柱、暗箱操作等丑陋现象，各地开着宝马住经适房、复式经适房、经适房10连号这样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
于是乎，近年来，在社会猛烈的抨击下，保障性住房的品种重回“简约”时代——不仅经适房在多数地方悄然停建、销声匿迹，连廉租房、公租房也逐渐合流并轨。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前期“试错”、挨批后的一次本能性的自我调整，但是否是最优选择，则还值得探讨和商榷。以广州的新政策为例，此次广州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从“低收入”扩大到“中等偏下收入”体，这当然是一个善政，将令更多收入不高者受益。但长远来看，则又必然面临一个新问题：对于天然有着自主购房渴求的“中等偏下收入”体，在以公租房的方式短暂满足了其居住需求后，对其自主购房的长期诉求与现实困难，又将如何纾解？
不妨再来看看香港的“它山之石”。香港“公屋”的名气众所周知，其实除了廉租房性质的公屋，香港的保障性住房体系还包括一些复杂的组成部分，比如，为协助低收入家庭自购房屋，香港的“房委会”多年来先后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计划)、“租者置其屋计划”(租置计划)以及“置业资助贷款计划”(置贷计划)。当然，香港对这些保障性购房计划，也有一个不断试错、取舍和反复的过程，比如租置计划已于2006年后停止，置贷计划亦已于2004年7月14日终止；而一度在社会非议声中中止的“居屋计划”，这两年则开始复建——尽管这一有点类似于内地“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房种类，依然存在不少瑕疵和非议，但社会上对其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正趋向共识。而对于居屋的申请者，港府又将其划分为“绿表人士”(公屋住户，可购买一手居屋和二手居屋)和“白表人士”(非公屋住户，只能认购二手居屋，简称“白居二”)两类，其管理之精细，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富裕的城市，人口总量不大，绝对贫困人数不多，在保障房管理上有内地很多城市不可比之处。但是，有些道理却是相通的。必须明确一点——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征程中，也许我们只能无限趋近而永远不可能达到“水至清”的理想境界，换言之，我们只能致力达到社会整体公平与个体绝对公平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不该由于一项政策在实操上的人为错漏而因噎废食、一废了之，必须尽可能通过加强监管、精细化管理，孜孜不舍地趋向整体公平与福祉。在改善民生方面一贯有着可贵探索精神的广州，相信未来在保障房的管理上一定会有更理性客观的思考和探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