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的改变引发的精神层面变化，值得关注。拆迁农民走向新的生活方式，固然需要他们以积极的心态正确应对变化，政府与社会也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南京，两个孩子被发现饿死家中。媒体的调查发现，她们的父亲原是农民，拆迁后分到两套房子，他将其中一套卖掉。无所事事的他，和孩子母亲将房款全用于，孩子从此失去“怙恃”……
虽是极端事件，但在让人们惊痛不已的同时，引发社会对拆迁暴富人精神世界的关注。
经济状况的改变引发的精神层面变化，值得关注。拆迁农民走向新的生活方式，固然需要他们以积极的心态正确应对变化，政府与社会也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南京，两个孩子被发现饿死家中。媒体的调查发现，她们的父亲原是农民，拆迁后分到两套房子，他将其中一套卖掉。无所事事的他，和孩子母亲将房款全用于，孩子从此失去“怙恃”……
虽是极端事件，但在让人们惊痛不已的同时，引发社会对拆迁暴富人精神世界的关注。
有调查表明，在拆迁人员犯罪的比例中，博和人员为数不少。粗一看不可思议，细思量确有其因：拆迁补偿，一夜暴富，物质的丰盈与精神的贫困一旦联手，太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渊。捧着“一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的钱”，一些人以博和打发时光，最后一贫如洗，甚至出现“孩子饿死”这样的极端惨剧。如何引导这类人尽快适应并正确应对变化，调节身心，融入到城市新生活，已成为一道重要的社会课题。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将进一步提速，2020年预计达到60%左右。在这股城镇化大浪潮席卷下，将有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实现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和城里孩子受同样的教育”；也将有更多的农民，按国家相关法律获得经济补偿。
然而，经济状况的改变势必引起精神层面的变化。城镇化意味着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甚至道德文化的重新建构。一个在五千年中习惯于农耕立国的民族，突然面临城镇化的严峻挑战，必然会不知所措。而跨越城乡鸿沟的巨变，陡然降临到一个习惯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民家庭，谁来帮助他们适应本该由几代人完成的骐骥一跃呢？
此前，媒体比较关注行走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体的命运，对那些骤失宅基地、责任田，“洗脚上楼”一夜变市民的农民，鲜有人去了解其内心世界和人生剧变。在城乡结合部，大学城、科技园、开发区崭新地次第布局，轨交、高铁、高速公路一条条通向远方，辉煌的灯火背后，隐去了那些曾世代躬耕于斯的身影。
现在，两个花朵般的孩子临终的哭声让人深思：在拆迁农民获得市民身份、走向新生活方式时，固然需要他们以积极的心态自我调适、正确应对变化，同时，政府与社会也应该有更多的作为：既需要把目光投射在如何保障他们的拆迁补偿、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上，也需要更多关注他们的精神状况，帮助他们正确应对骤然的变化。
假如，当地政府以及受益企业，能够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技能缺乏的新市民们，进行必要的道德文化、就业技能、理财能力以及危机意识的培训，甚至能够把这种培训提高作为拆迁补偿政策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跨越城乡鸿沟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变革之痛，就能够痛感减轻、周期缩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