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批农民工纷纷进城，而与之相对的大批城市白领开始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两个逆向而行的体就像是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然而他们始终不会有交点。不愿做大城市“伪幸福”留守者的都市白领，他们下一站的幸福又在何方呢？难道真像“围城”一样，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逃离大城市”又成为时下一线城市的一个热门话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5日刊文《一线城市“蚁族”开始逃离》。文章说，网上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打算，另有11%已展开了离开行动。新华网也于同期对该内容做了报道。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也在早前报道说，“逃离北上广”曾是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目前，部分城市的白领已经付诸行动。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家庭幸福指数偏低，其中，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是导致受访者幸福感指数偏低的重要因素。
至于新落脚处，中西部城市为他们的首选，有2%的受访者愿意往内陆转移，21%则选择东部沿海二线城市，选择北方二线城市的占到了9%，有10%还没确定好选择哪些城市，但只要不是一线城市就好。调查还显示，是否离开与生活或工作在一线城市的时间长短有着极大关系，公司白领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时间越长，想要离开的愿望就越强烈。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地狱。”——有人这样贴切地写出了年轻人对于北上广的复杂心态。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因为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因此，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然而，随着房价的飙升，年轻人想要在北上广安家乐业变得越来越难，加上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户口障碍等因素，当理想照进现实，不少年轻人加入了“返乡潮”。
为此，我们不由得发出疑问，大城市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又是谁的天堂？如果是天堂，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得不黯然地选择逃离？如果是地狱，他们当初又为何怀揣梦想蜂拥而入？
梦想总是很美好，现实总是很残酷。在北京的人们感叹居京不易，在上海的白领无奈移居二线城市，在广州的青年抱怨压力过大，这种情势，实际上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伤痛隐喻。
北京、上海、广州都曾是白领们工作生活的第一选择，而眼下在这些大都市工作生活过的白领们却难堪“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萌生退意进而付诸行动。
或许，这是生活的无奈之举；或许，这是鼓起勇气追求更高“幸福指数”的生活壮举……对他们来说，这些“逃”与“不逃”的纠缠，都是异常痛心的决定。但最揪心的，却应该是我们透过“逃离北上广”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所看到的城市化“社会之痛”……
小小身躯遭遇“水泥森林”重重包裹，还要承受无尽的工作压力，要把大量的时间丢在拥挤的路途，要日日吃进那化肥农药催生的菜肴，要呼吸那污浊的空气，要为孩子上学而焦虑，要默默消受那不知何时是尽头的“蜗居”日子，还要做那一辈子给银行打工的房奴……这一切，逼迫着今天大都市的不少白领做出逃离大都市的选择，因为，为了那或有或无的、可有可无的“伪幸福”，失去的太多，可能还会失去更多。
如果说个别逃离还只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大批的“返乡潮”不得不引起社会关注。我们应该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城市化飞速发展，然而在城市化过程中现实矛盾突出。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对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予理会，无异于掩耳盗铃，也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城乡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过去数年间的城市化成果。
种种迹象都有可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征兆。要合理释放这种制度性压力，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无疑是最为紧要的应对之策。包括城市化在内的任何一种现代化形式，都应当通过营造公平的发展和分配氛围，确保个体尊严与价值。
这种人生中的重要选择或者叫被逼无奈的妥协到底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个人的阵痛，社会的阵痛如果能换来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那么今天的大逃离就是值得的。
对此，有学者认为，“精英撤离城市”是一种人生的战略转移，是理性的选择。有媒体甚至称人们离开北上广，是人性和城市的双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表示，“退居二线”，无论是从白领个体还是从国家人才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国家政策和个人需要的，值得肯定。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指出，“未来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白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现象会更明显。越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白领的争夺越明显，如设计、规划、电信等行业。二三线城市不仅相对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这将使得城市中产阶层流散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不管在城市化进程中，逃离大城市现象是否是必然，但是这一客观现实的阵痛正在祖国的未来的青年人身上经受着。对那些“逃离者”而言是无奈之举还是正确的选择？城市管理者对此又该做出如何调整？这无不挑战着城市管理者们的智慧和能力。
除了北上广一线城市管理者们要对逃离现象深刻认识，作为容纳逃离者的二三线城市更应该重视起来。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革需要付出代价，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被伤害后的社会修复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修复需要通过阶段化“现代性”来予以表达，即民众应该分享改革的成果，如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等。只有让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和“被尊重”，才能使人们对现代化和改革产生认同；只有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与个人价值，才能让民众成为改革的共同力量，才能使城市化、现代化全过程有序发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良性转型。
英国人霍华德在100多年前说，“逆城市化”是在城乡对流中实现城乡一体化，大城市带动小城市、乡村，最终结果仍是提高整片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鼓励人才、技术人员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这才能推动平衡化发展。同时，应创造更多优惠条件，鼓励企业、技术产业向二、三线城市转移。
但是，也绝不能因此将大城市的问题合法化，更不能简单的把逃离代价当成社会进步，而未来的城市一定是能留人，而不是留不住人或被抛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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