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犯罪嫌疑人保持高压威慑力？昨省人代会分组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指出：“目前全市刑事案件高发的态势跟全国形势吻合，比较处于高位。”他认为，要引入“鞭刑”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表示，还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呼吁。
依靠引入或者恢复“鞭刑”，这种严刑峻法、高压威慑来降低犯罪率的做法，听起来是件痛快、解气而又直接方便的好办法。但是一旦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美丽的热气球如果设计不够结实，上升不了多高就会面临崩溃和爆破，且其随风飘向何方更是不可预知。
众所周知，刑罚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罪犯进行惩戒，另一方面也要着眼于对其进行改造。引入“鞭刑”的初衷（多次执行，保持肉体疼痛和威慑感）也充分体现了这两点。
但是具体施行起来，需要对不同的罪行采取相应的惩罚量度，比如小偷偷了多少钱的东西，执行几鞭，抢劫犯、犯、杀人犯等劣性犯罪又执行多少鞭，腐败官员的定刑标准等等又该怎样，都是非常讲究技术和智慧的。如何在这过程中保持程序和结果公平、公正，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加入“鞭刑”之后，如何与其他相关刑罚相匹配？本来要判5年，增加“鞭刑”之后是减少判刑年限还是不减少？如果减少，减多少？等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至于严刑逼供、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等等可能的后果又如何避免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另外，“鞭刑”的初衷是增加肉体的威慑，但是若某些“意志坚强”之人宁愿选择“长痛不如短痛”，过后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岂不是对“鞭刑”设计者极大的挑衅和讽刺？若“鞭刑”威慑不够，还将继续引入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等更加严厉的刑罚，从而倒退回野蛮时代么？
更重要的是，在无孔不入的潜规则的冲击下，“鞭刑”的执行恐怕也不会多么顺畅，通过托人情、讲关系、走后门，减少甚至免除部分人“肉刑”的情况如何避免和杜绝？林冲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提高法律的威慑力关键不是引入“鞭刑”等严刑峻法，而是要提高法律的执行力，是通过完善监督制度避免潜规则对法治的破坏，若真正能够落实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现行的各项刑罚已经足够震慑各种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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