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的焦虑与解决之道

焦虑正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前胸的一道道抓痕。从国民的焦虑蔓延到产业焦虑，又以房地产业受伤为甚。

　　中国房地产业的焦虑由来已久，此次因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角地位的边缘化，导致产业焦虑益发严重。从降息被误读，到媒体推波助澜暗指房地产调控失效，千人抢房场面再现，到国家发改委、银监会、央行三部委联合辟谣，再到开发商哀叹房地产被抛弃了。如此串链，凸显了房地产业焦虑的升级。

　　焦虑，从生理性的角度来看，是人类对压力的一种过度保护性反应，是一种亚健康；从病理性的角度来看，当焦虑的严重程度与客观事件或处境明显不符，或者持续时间过长时，就变成了焦虑症，是一种精神性疾患。

　　中国正进入“国家焦虑”层面，这种焦虑由表及里，呈现出市场焦虑、民众焦虑、国家焦虑三个层次的因果递进和循环传导特征，并转变成大范围的社会焦虑，其成因是经济发展过速的代价以及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的缺位所致。

　　中国用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信仰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是导致全民焦虑的核心原因；社会转型、竞争加剧、不确定性增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直接原因；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程度。

　　人们的焦虑为什么会波及到产业并形成产业焦虑？其实其理自明，产业是由人来运作的，焦虑的人必然将焦虑带入产业，并给产业带来深刻的烙印。

　　就房地产业而言，因其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性，由产业消费者的焦虑发源，焦虑传递到产业政策制订者，最后传递到产业生产者，再传导到产业消费者，从而形成了房地产业的焦虑负循环。

　　房地产业十数年的飞速发展、投资渠道的受限、货币增发、地价飚涨、保障房的缺位等，导致房价的非理性上涨，高房价终成国民之痛，买房难导致民怨沸腾。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中央终于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来强力扭弯房价的趋势，这已经或最终将给房地产业带来伤筋动骨的沉痛。

　　以博鳌房地产论坛的语言符号变迁来看，从2001年樊纲称房地产商是“世界上最春风得意的一人”，到2006年巴曙松称调控中谨言慎行的开发商为“受惊吓的小孩”，再到2011年任志强描述“最热的八月，一个放在火炉上烤的论坛”，直到2012年任志强放言“房地产已经被抛弃”。

　　我们感受到这种产业焦虑的升级。

　　那么这种产业焦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产生成因无非有三：社会体的焦虑投射；作为国器的房地产业却动辄成为经济调节的临时性工具，系统性战略与经济理论的缺失，导致政策变动频繁，战略政策战术化；房企在政策频繁变动下的无所适从与投机暴利心态。

　　例如说，一个深度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限购、限价、限贷）已持续一年多，经济增长下滑已成定局，投资稳增长却仍要去房地产化，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各地方政府的限购令是持续还是微调？房价究竟是跌还是涨？无论房企决策者还是房地产消费者都在焦虑，焦虑有二：一是不知政策何时变？二是不知政策怎样变？

　　政策多变是中国楼市这个“政策市”的关联者最为焦虑之所在，政策多变是中国房地产业“亚健康”的病因之一。行业诸多政策频繁变动的背后是由于战略上的缺乏系统思维和制度上的缺乏顶层设计。

　　产业焦虑显然存在很大的危害：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并非一个纠错机制，政府权力边界的不断扩大，政府越界市场失灵，造成产业决策无法长期化和理性化，同时损害政府权威；产业焦虑造成社会舆论的过度聚焦，让产业调控偏离正常轨道，产业健康发展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损害；产业焦虑加重社会焦虑，危及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

　　那又应该如何解决房地产业的焦虑呢？其解决方向显然是：要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改革政府治理结构，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实现公共政策、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完备性和稳定性，减少因政策的动荡导致民众和企业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通过顶层设计，恢复产业理性。

　　而改革政府治理结构的方向则是：提供一个房地产业可以健康成长的政策环境；维持弱势阶层的基本尊严与居住保障；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理约束，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处理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纷争，让国民真正分享到房地产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