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区南部正在进行的一项“以补促管”新政引人瞩目。根据新政，只要当地村民与一家地产经纪公司签约，即可获得每年1000元的政府补助而成为“签约户”。村民如有出租意愿，必须要获得镇政府和地产经纪公司的审批同意。新政启动至今，大兴区南部符合“以补促管”政策的7.5万户中，已签约7.万户。为此，政府将投入近亿元。

　　现在的“以补促管”租房新政与此前的“建围墙”措施，都在客观上体现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政策性排拒。与“建围墙”比起来，“租房审批”的操作政企不分、程序不清，也因此，更欠缺公平性和合理性。

　　首先，政府耗费财政巨资补贴村民，出租审批却交由一家公司运作，这样的做法到底是行政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一家公司，即便是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也不应该拥有对村民房屋是否出租的行政审批决定权。尽管大兴方面一再声称公司系“不收费”运营，但也难逃审批合法性的质疑。一旦镇政府与公司扭结在一起，必然对民众正当权益造成侵害，也必然使得村民的“出租”自由成为一项难以实现的权利。当地有村民申请逾半年仍未获批准的实例，便是明证。

　　其次，政府动用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少数村民是否合适？

　　大兴区以近似“赎买”的方式换取村民房屋出租权，意图达到控制流动人口迁移的社会管理目标。表面上看，此举似乎是在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柔性政策”。但是，所谓“经济手段”，不过是一种“伪经济”。“以补促管”政策的重点依然在“管”，以村委会为组织的签约动员，不可能真正实现村民自愿。事实上，97%以上的签约率只是证明了村委会确实具备这样的动员能力。更何况，政府以大笔公共资金来换取部分人同意的做法，不免有伤害社会公平的嫌疑。

　　再次，大兴“租房审批”的政策实践，将直接导致大批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无法租到相对低廉的房屋，其合理性何在？

　　而这种控制人口流动的方式事实上不可能管住村民对外租房。有的村民已经半年没有把房子租出去了，由于政府的补贴不足以弥补出租房空置的损失。于是，有的村民开始私下出租。而长期来看，如果政府补贴不能弥补出租收益，将来村民毁约、不再续约的情况将会普遍出现。用非市场手段控制市场行为，决定了这种控制流动人口的政策是无效的。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控制村民对自己拥有产权的房子的出租行为。

　　每到年关北京即爆发季节性缺工，而每到那个时候，政府部门往往通过释放善意来吸引流动人口。显然，一个文明的城市不应如此势利地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另一方面，外来人员为城市创造GDP，为政府贡献税收，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也就罢了，将其创造的一部分财富反过来变成歧视他们的政策补贴，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

　　控制人口与对村民、外来人口权利的侵犯相比，其社会效果究竟如何，希望有关方面重新评估。

　　如果一项政策最终出现“政府出钱让一批房屋闲置”的结果，这无疑是荒唐的，也是对社会资源和公共财政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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